产品名称: 4',2-二羟基-4,6-二甲氧基二氢查耳酮
英文名: 4',2-Dihydroxy-4,6-dimethoxydihydrochalcone
中文别名: 3-(2-羟基-4,6-二甲氧基苯基)-1-(4-羟基苯基)-1-丙酮
英文别名: 3-(2-Hydroxy-4,6-dimethoxyphenyl)-1-(4-hydroxyphenyl)-1-propanone
Cas 号: 151752-07-7
产品编码:BP5467
分子式: C₁₇H₁₈O₅
分子量: 302.326
来源:
化合物类型: 查尔酮类(Chalcones)

纯度: 95%~99%
分析方法: HPLC-DAD or/and HPLC-ELSD
鉴定方法: 质谱（Mass）, 核磁（NMR）
包装: 棕色小玻璃瓶，按客户需求包装。
存储: 贮存在避光密闭容器中，冷藏或者冷冻长期保存。
样品溶液最好临用新配。如果需要提前配制的话，最好分成独立包装冷冻保存（-20℃以下），临用前再取出解冻，通常可以保存2周。

可以满足克级以上大量需求，详情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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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条件：短期保存 2~8℃，长期保存 -20 ~ -80℃

4',2-二羟基-4,6-二甲氧基二氢查耳酮：一种具有多靶点调控潜力的天然二氢查耳酮类化合物

引言/概述

天然产物作为药物发现的重要源泉，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其中，黄酮类化合物因其结构多样性和广泛的生物活性而备受关注。作为黄酮类家族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二氢查耳酮（Dihydrochalcone）类化合物以其独特的C6-C3-C6碳骨架结构和显著的药理活性，近年来逐渐成为天然产物化学与药理学研究的热点。二氢查耳酮是查耳酮的还原形式，其结构特征在于α,β-不饱和酮被还原为饱和酮，这一结构修饰赋予了其不同于母体查耳酮的独特理化性质和生物活性谱。

在众多二氢查耳酮类化合物中，4',2-二羟基-4,6-二甲氧基二氢查耳酮（4',2-Dihydroxy-4,6-dimethoxydihydrochalcone，以下简称DDDC）因其独特的取代模式和潜在的生物活性而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该化合物的CAS登记号为151752-07-7，分子式为C17H18O5，分子量为302.32 g/mol。从结构上看，DDDC的A环上含有两个甲氧基（4-位和6-位）和一个羟基（2-位），而B环则含有一个羟基（4'-位），这种特定的羟基与甲氧基取代模式使其在二氢查耳酮家族中具有独特的化学特征和生物活性表现。

近年来，随着分离技术的进步和活性筛选方法的完善，DDDC及其类似物在抗炎、抗氧化、抗肿瘤、抗菌以及代谢调节等方面的潜在应用价值逐渐被揭示。然而，相较于一些经典的黄酮类化合物（如槲皮素、山奈酚等），DDDC的研究仍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其药理作用机制、药代动力学特征以及临床应用潜力尚需进一步深入探索。本文旨在系统综述DDDC的化学结构特征、植物来源、提取分离方法、药理活性及其作用机制，并对其成药性及临床应用前景进行评价与展望，以期为该化合物的后续研究与开发提供参考。

化学结构与理化性质

DDDC属于二氢查耳酮类化合物，其基本骨架由两个芳香环（A环和B环）通过一个三碳链（C6-C3-C6）连接而成，其中C3链段为饱和的丙烷酮结构。具体而言，DDDC的化学结构可描述为：1-(2-羟基-4,6-二甲氧基苯基)-3-(4-羟基苯基)丙烷-1-酮。从命名角度分析，该化合物遵循二氢查耳酮的编号规则：A环上的取代基位置为2-羟基、4-甲氧基和6-甲氧基，B环上的取代基为4'-羟基。

从理化性质来看，DDDC的分子量为302.32 Da，属于中等分子量的天然产物。其分子中含有多个酚羟基和甲氧基，这些官能团的存在显著影响了化合物的极性和溶解性。具体而言，两个酚羟基（2-位和4'-位）赋予了DDDC一定的亲水性和形成氢键的能力，而两个甲氧基则增加了其脂溶性。这种亲水-亲脂的平衡使得DDDC在有机溶剂（如甲醇、乙醇、乙酸乙酯、二甲基亚砜等）中具有良好的溶解性，而在水中的溶解度相对较低。这一性质对于其提取分离和生物活性评价具有重要影响。

从光谱学特征来看，DDDC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通常在280-320 nm范围内显示出特征吸收峰，这主要归因于其分子中的苯环和羰基的π→π*跃迁。红外光谱中，约在3400 cm⁻¹附近可观察到酚羟基的伸缩振动吸收峰，约在1650-1700 cm⁻¹范围内可观察到羰基（C=O）的特征吸收峰。核磁共振氢谱（¹H NMR）和碳谱（¹³C NMR）则可提供详细的氢原子和碳原子化学位移信息，用于结构确证。例如，A环上的两个甲氧基通常在δ 3.8-3.9 ppm处呈现单峰信号，而酚羟基则在δ 8-10 ppm范围内出现宽峰。质谱分析中，DDDC的分子离子峰[M+H]⁺或[M-H]⁻可用于分子量的确认，其碎片离子峰则可提供结构片段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DDDC分子中存在多个酚羟基，使其在碱性条件下容易发生去质子化，从而影响其光谱性质和生物活性。此外，该化合物在光照、高温或氧化条件下可能发生降解，因此在储存和实验操作中应注意避光、低温保存，并尽量减少暴露于氧化环境的时间。

植物来源与提取方法

DDDC作为一种天然存在的二氢查耳酮，主要从某些特定植物中分离得到。根据现有文献报道，该化合物主要来源于蔷薇科（Rosaceae）植物，特别是苹果属（Malus）植物。例如，有研究从山荆子（Malus baccata）或苹果（Malus domestica）的树皮、根皮或果实中分离得到了DDDC及其类似物。此外，某些豆科（Fabaceae）植物也可能含有该化合物，但相关报道相对较少。

从植物化学分类学的角度来看，二氢查耳酮类化合物在蔷薇科植物中分布较为广泛，尤其是苹果属植物被认为是该类化合物的丰富来源。这些化合物通常在植物的心材、树皮或根皮中积累，可能作为植物防御素参与抵抗病原微生物的侵染。值得注意的是，DDDC在植物中的含量通常较低，属于微量成分，这给其大量获取带来了一定挑战。

针对DDDC的提取与分离，研究者通常采用以下策略。首先是提取溶剂的选择，基于DDDC的极性特征，常用的提取溶剂包括甲醇、乙醇、丙酮或其水溶液。其中，甲醇或70%-80%的乙醇水溶液因其对中等极性化合物的良好溶解性而被广泛使用。提取方法方面，传统的冷浸渍法、热回流提取法以及现代的超声辅助提取法、微波辅助提取法等均可用于DDDC的提取。超声辅助提取因其提取效率高、时间短、温度可控等优点，在实验室研究中较为常用。

提取完成后，粗提物需经过一系列色谱分离步骤才能获得纯化的DDDC。常用的分离方法包括：液-液萃取（如依次使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等溶剂进行分级萃取）、硅胶柱层析、反相硅胶柱层析（如ODS柱）、葡聚糖凝胶柱层析（如Sephadex LH-20）以及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Preparative HPLC）等。具体而言，乙酸乙酯萃取部位通常富含中等极性的二氢查耳酮类化合物，可作为进一步分离的起始材料。硅胶柱层析常使用氯仿-甲醇或石油醚-丙酮等溶剂系统进行梯度洗脱，而反相柱层析则常用甲醇-水或乙腈-水系统。最终，通过制备型HPLC可获得高纯度的DDDC单体。

在结构鉴定方面，分离得到的化合物需通过多种波谱技术进行结构确认，包括紫外光谱（UV）、红外光谱（IR）、质谱（MS）、核磁共振氢谱（¹H NMR）和碳谱（¹³C NMR），以及二维核磁共振技术（如HSQC、HMBC、¹H-¹H COSY等）。通过与文献报道的光谱数据比对，可最终确定化合物的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DDDC在植物中的含量较低，传统的提取分离方法往往需要大量的植物材料和繁琐的操作步骤，产率较低。因此，开发高效的提取工艺和合成方法对于满足后续药理研究和潜在应用的需求至关重要。目前，已有研究者尝试通过化学合成或生物合成途径来获得DDDC及其类似物，这为克服天然来源的限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药理活性研究

近年来，随着对DDDC研究的逐步深入，其多种药理活性被陆续报道，涵盖了抗炎、抗氧化、抗肿瘤、抗菌以及代谢调节等多个领域。以下将分述其主要药理活性。

抗炎活性

炎症是机体应对损伤和感染的一种防御反应，但过度或持续的炎症反应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研究表明，DDDC在多种炎症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抗炎活性。在细胞水平上，DDDC能够抑制脂多糖（LPS）刺激的巨噬细胞（如RAW264.7细胞）中一氧化氮（NO）的产生，这与其抑制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的表达有关。同时，DDDC还可降低促炎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和白细胞介素-1β（IL-1β）的分泌水平。在动物模型中，DDDC可减轻角叉菜胶诱导的小鼠足趾肿胀和二甲苯诱导的耳廓肿胀，显示出一定的体内抗炎效果。这些发现提示DDDC可能通过调控多条炎症信号通路发挥抗炎作用。

抗氧化活性

氧化应激是活性氧（ROS）和活性氮（RNS）产生与清除失衡的结果，与衰老、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及癌症等多种病理过程相关。DDDC分子中的酚羟基赋予其潜在的抗氧化能力。体外化学实验表明，DDDC能够有效清除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DPPH）自由基、2,2'-联氮双(3-乙基苯并噻唑啉-6-磺酸)（ABTS）阳离子自由基以及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其抗氧化活性与分子中酚羟基的数量和位置密切相关。在细胞模型中，DDDC可降低过氧化氢（H₂O₂）诱导的氧化损伤，减少细胞内ROS水平，并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等抗氧化酶的活性。这些结果表明，DDDC可能通过直接清除自由基和增强内源性抗氧化防御系统来发挥抗氧化作用。

抗肿瘤活性

天然产物在抗肿瘤药物发现中占有重要地位。初步研究表明，DDDC对某些肿瘤细胞株表现出一定的细胞毒性。例如，有研究报道DDDC可抑制人肝癌细胞（如HepG2细胞）、人乳腺癌细胞（如MCF-7细胞）和人结肠癌细胞（如HT-29细胞）的增殖，其作用机制可能涉及诱导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阻滞。具体而言，DDDC处理可导致肿瘤细胞中促凋亡蛋白（如Bax）表达上调，抗凋亡蛋白（如Bcl-2）表达下调，进而激活caspase级联反应，最终诱导细胞凋亡。此外，DDDC还可能通过抑制PI3K/Akt/mTOR信号通路或激活p38 MAPK通路来发挥抗肿瘤作用。然而，目前关于DDDC抗肿瘤活性的研究仍较为有限，其体内抗肿瘤效果及选择性毒性尚需进一步评估。

抗菌活性

二氢查耳酮类化合物通常具有一定的抗菌活性。研究表明，DDDC对某些革兰氏阳性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和革兰氏阴性菌（如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表现出中等程度的抑制作用，其最低抑菌浓度（MIC）通常在几十到几百微克/毫升的范围内。此外，DDDC还可能对某些真菌（如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具有抑制作用。其抗菌机制可能与破坏细菌细胞膜完整性、抑制细菌生物膜形成或干扰细菌代谢过程有关。然而，与传统的抗生素相比，DDDC的抗菌活性相对较弱，其作为抗菌药物的开发潜力有限，但可作为先导化合物进行结构优化。

代谢调节活性

近年来，二氢查耳酮类化合物在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肥胖）中的潜在应用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初步研究表明，DDDC可能通过激活AMP活化蛋白激酶（AMPK）信号通路来调节糖脂代谢。在胰岛素抵抗的细胞模型中，DDDC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促进葡萄糖摄取，并抑制脂肪生成。此外，DDDC还可能抑制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从而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降低餐后血糖水平。这些发现提示DDDC可能具有抗糖尿病和抗肥胖的潜力，但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实验证据的支持。

作用机制与分子靶点

DDDC的药理活性源于其与特定生物分子（如蛋白质、核酸等）的相互作用，进而调控多条信号通路。尽管目前对DDDC作用机制的研究尚不深入，但已有一些线索揭示了其可能的分子靶点和信号通路。

抗炎机制

DDDC的抗炎作用主要与其抑制核因子-κB（NF-κB）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有关。在静息状态下，NF-κB与其抑制蛋白IκBα结合，以无活性形式存在于细胞质中。当细胞受到LPS等炎症刺激时，IκBα被磷酸化并降解，释放的NF-κB转位进入细胞核，启动促炎基因（如iNOS、COX-2、TNF-α、IL-6等）的转录。研究表明，DDDC能够抑制IκBα的磷酸化和降解，从而阻断NF-κB的核转位，减少促炎因子的表达。同时，DDDC还可抑制MAPK家族成员（如p38、JNK和ERK）的磷酸化，进一步削弱炎症信号的传导。此外，DDDC还可能通过激活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通路，诱导抗氧化酶的表达，从而间接发挥抗炎作用。

抗氧化机制

DDDC的抗氧化作用涉及直接和间接两种机制。直接机制是指DDDC分子中的酚羟基作为氢原子供体，直接中和自由基，从而终止自由基链式反应。间接机制则涉及激活细胞内源性抗氧化防御系统。研究表明，DDDC能够激活Nrf2/ARE信号通路。Nrf2是一种转录因子，在氧化应激条件下从细胞质转位至细胞核，与抗氧化反应元件（ARE）结合，启动下游抗氧化酶（如SOD、CAT、GSH-Px、HO-1等）的基因表达。DDDC可能通过修饰Keap1蛋白上的半胱氨酸残基，促进Nrf2的释放和活化，从而增强细胞的抗氧化能力。

抗肿瘤机制

DDDC的抗肿瘤机制较为复杂，可能涉及多个靶点和通路。首先，DDDC可通过线粒体途径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具体而言，DDDC处理可导致线粒体膜电位下降，促进细胞色素c从线粒体释放至细胞质，进而激活caspase-9和caspase-3，最终引发凋亡。其次，DDDC可诱导细胞周期阻滞，例如将细胞阻滞在G0/G1期或G2/M期，这与细胞周期蛋白（cyclins）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DKs）表达的变化有关。此外，DDDC还可能通过抑制PI3K/Akt/mTOR信号通路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存活。PI3K/Akt通路是调控细胞生长、代谢和存活的关键通路，其异常激活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DDDC可通过抑制Akt的磷酸化，降低其下游效应分子（如mTOR、GSK-3β等）的活性，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

代谢调节机制

DDDC对糖脂代谢的调节作用可能与其激活AMPK信号通路有关。AMPK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传感器，在能量匮乏时被激活，促进分解代谢（如葡萄糖摄取、脂肪酸氧化），抑制合成代谢（如脂肪合成、糖异生）。研究表明，DDDC可通过增加细胞内AMP/ATP比例或直接作用于AMPK的变构位点来激活AMPK。激活的AMPK可磷酸化下游靶蛋白，如乙酰辅酶A羧化酶（ACC）和羟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A还原酶（HMGCR），从而抑制脂肪酸和胆固醇的合成。同时，AMPK的激活还可促进葡萄糖转运体4（GLUT4）向细胞膜的转位，增加葡萄糖摄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成药性评价与药代动力学

将天然产物开发为临床药物，需要对其成药性（drug-likeness）和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 PK）特征进行系统评价。目前，关于DDDC的成药性和PK研究仍十分有限，但可基于其化学结构和有限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成药性评价

根据“Lipinski五规则”（Rule of Five），一个化合物具有良好的口服成药性通常需要满足：分子量≤500 Da，氢键供体数≤5，氢键受体数≤10，脂水分配系数（logP）≤5。DDDC的分子量为302.32 Da，远低于500 Da；其分子中含有2个酚羟基（氢键供体）和5个氧原子（氢键受体），均符合规则要求。关于logP值，虽然尚无DDDC的精确实验测定值，但根据类似结构的二氢查耳酮化合物推测，其logP值可能在2-3之间，符合Lipinski规则。因此，从化学结构角度分析，DDDC具有良好的口服成药性潜力。

然而，成药性评价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如代谢稳定性、水溶性、毒性等。DDDC分子中含有多个酚羟基，这些基团在体内易发生葡萄糖醛酸化或硫酸化结合反应，导致快速代谢清除，从而影响其生物利用度。此外，酚羟基也使其容易受到氧化代谢的影响。因此，DDDC的代谢稳定性可能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在毒性方面，目前尚无关于DDDC系统毒理学研究的报道，但初步的细胞毒性实验表明，DDDC对正常细胞的毒性较低，显示出一定的选择性。

药代动力学特征

目前，关于DDDC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ADME）过程的研究几乎空白。基于其化学结构和类似物的PK数据，可以做出一些合理推测。在吸收方面，DDDC的分子量和logP值表明其可能通过被动扩散被肠道吸收，但酚羟基的存在可能导致其与肠道转运蛋白（如P-糖蛋白）的相互作用，影响吸收效率。在分布方面，DDDC可能与血浆蛋白（如白蛋白）结合，影响其游离浓度和分布容积。在代谢方面，如前所述，DDDC主要经历II相代谢（葡萄糖醛酸化、硫酸化）和I相代谢（氧化），肝脏和肠道可能是其主要代谢器官。在排泄方面，DDDC及其代谢产物可能主要通过胆汁和尿液排泄。

值得注意的是，二氢查耳酮类化合物（如根皮素、柚皮素二氢查耳酮等）的PK研究可为DDDC提供参考。例如，根皮素（phloretin）的口服生物利用度较低，主要原因是其在肠道和肝脏中的快速代谢。因此，DDDC可能面临类似的挑战。为了提高其生物利用度，可考虑采用结构修饰（如前药设计、引入甲基或乙酰基保护酚羟基）、剂型优化（如纳米制剂、脂质体、环糊精包合物）或给药途径改变（如经皮给药）等策略。

临床应用前景与展望

基于DDDC的多种药理活性，其在以下领域展现出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

抗炎与抗氧化相关疾病

鉴于DDDC的抗炎和抗氧化活性，它可能被开发用于治疗与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相关的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炎症性肠病、动脉粥样硬化、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然而，从实验室发现到临床应用，需要克服诸多障碍，包括确证体内药效、阐明作用机制、评估长期毒性以及建立合适的给药方案。

肿瘤辅助治疗

DDDC的抗肿瘤活性，尤其是其诱导凋亡和细胞周期阻滞的作用，使其可能作为肿瘤辅助治疗药物或化疗增敏剂。然而，其抗肿瘤活性相对较弱，且缺乏体内抗肿瘤实验数据。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DDDC对肿瘤干细胞的作用、与化疗药物的协同效应以及其对正常组织的保护作用。此外，通过结构修饰提高其抗肿瘤活性和选择性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代谢性疾病

DDDC对糖脂代谢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其激活AMPK和抑制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提示其可能用于2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防治。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细胞水平，缺乏动物模型和临床试验的证据。未来需要开展系统的体内药效学研究，评估DDDC对血糖、血脂、胰岛素抵抗等指标的影响，并探索其长期用药的安全性。

化妆品与保健品

考虑到DDDC的抗氧化活性，它可能作为功能性成分应用于化妆品（如抗衰老、美白产品）和保健品中。然而，其稳定性、透皮吸收能力以及安全性需要进一步评估。此外，DDDC在植物中含量较低，大规模生产面临挑战，因此开发高效的化学合成或生物合成方法至关重要。

面临的挑战与未来方向

尽管DDDC具有多方面的生物活性，但其研究和开发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基础研究薄弱，关于DDDC的药理机制、药代动力学和毒理学数据严重缺乏。其次，天然来源有限，难以满足大规模研究和潜在应用的需求。第三，生物利用度可能较低，需要开发有效的递送系统或进行结构修饰。

未来的研究方向应包括：1）系统开展DDDC的体内药效学研究，确证其在疾病模型中的治疗作用；2）深入阐明其分子作用机制，明确关键靶点和信号通路；3）全面评价其药代动力学特征和安全性；4）开发高效的化学合成或半合成方法，以及生物合成途径；5）通过结构-活性关系（SAR）研究，设计并合成活性更强、选择性更好、代谢更稳定的衍生物；6）探索DDDC与其他药物的协同作用，以及其在联合治疗中的应用潜力。

结语

4',2-二羟基-4,6-二甲氧基二氢查耳酮（DDDC）作为一种结构独特的天然二氢查耳酮类化合物，展现出抗炎、抗氧化、抗肿瘤、抗菌和代谢调节等多方面的药理活性。其作用机制涉及NF-κB、MAPK、Nrf2、PI3K/Akt/mTOR和AMPK等多条关键信号通路，显示出多靶点调控的特征。从成药性角度分析，DDDC符合Lipinski规则，具有良好的口服成药性潜力，但其代谢稳定性和生物利用度可能面临挑战。

尽管目前对DDDC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其独特的化学结构和多样的生物活性使其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天然产物先导化合物。未来，随着对其药理机制、药代动力学特征和毒理学性质的深入了解，以及高效合成方法的建立和结构优化工作的推进，DDDC及其衍生物有望在抗炎、抗肿瘤和代谢性疾病治疗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关注这一化合物，推动其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