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名称: 1,6,8-三羟基-2,7-二甲氧基-3-甲基蒽醌
英文名: 1,6,8-Trihydroxy-2,7-dimethoxy-3-methylanthraquinone
中文别名:
英文别名: 1,3,8-Trihydroxy-2,7-dimethoxy-6-methyl-9,10-anthracenedione
Cas 号: 2366153-27-5
产品编码:BP5286
分子式: C17H14O7
分子量: 330.292
来源:
化合物类型: 蒽醌类（Anthraquinones）
纯度: 95%~99%
分析方法: HPLC-DAD or/and HPLC-ELSD
鉴定方法: 质谱（Mass）, 核磁（NMR）
包装: 棕色小玻璃瓶，按客户需求包装。
存储: 贮存在避光密闭容器中，冷藏或者冷冻长期保存。
样品溶液最好临用新配。如果需要提前配制的话，最好分成独立包装冷冻保存（-20℃以下），临用前再取出解冻，通常可以保存2周。
可以满足克级以上大量需求，详情请咨询。
提供相关图谱和分析方法指导，可以提供包括色谱柱，标准品和分析方法在内的含量测定整体服务包，价格优惠。
1,6,8-三羟基-2,7-二甲氧基-3-甲基蒽醌的HPLC图谱
储存条件：短期保存 2~8℃，长期保存 -20 ~ -80℃
113.29
2.68
1.33
0.03
4.65
6.36
低
88.01
2.64
是
否
是
否
有
有
1.2
是
否
是
否
天然产物作为药物发现的重要源泉，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蒽醌类化合物（Anthraquinones）是一类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尤其是高等植物和真菌中的多环芳香族化合物，其核心结构为9,10-蒽二酮。这类化合物因其多样且显著的生物活性，如抗炎、抗菌、抗肿瘤、泻下及免疫调节等，长期以来一直是药物化学和药理学研究的热点。从传统中药大黄、虎杖、芦荟中分离出的经典蒽醌类成分（如大黄素、大黄酸、芦荟大黄素）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数据，并部分应用于临床。然而，自然界中蒽醌类化合物的结构多样性远不止于此，许多结构更为复杂、取代模式独特的蒽醌衍生物正不断被发现，并展现出独特的药理活性，为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新的化学空间。
1,6,8-三羟基-2,7-二甲氧基-3-甲基蒽醌（1,6,8-Trihydroxy-2,7-dimethoxy-3-methylanthraquinone，以下简称TDMM）便是其中一例值得深入研究的天然蒽醌衍生物。其化学结构特征在于蒽醌母核上同时存在三个酚羟基（位于1, 6, 8位）、两个甲氧基（位于2, 7位）和一个甲基（位于3位）。这种独特的取代模式赋予了TDMM特定的理化性质和潜在生物活性。尽管其CAS号（2366153-27-5）的注册时间较晚，表明其作为独立化合物被系统研究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初步的药理学研究已揭示其在抗炎领域具有令人瞩目的潜力。
炎症是机体应对感染、组织损伤或刺激的一种复杂的防御性反应，涉及多种免疫细胞和信号分子的协同作用。然而，失控或慢性的炎症反应是众多重大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炎症性肠病、动脉粥样硬化、神经退行性疾病乃至癌症）发生发展的核心病理基础。靶向炎症通路中的关键节点，如肿瘤坏死因子（TNF）、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NOS2）、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1β（IL1B）以及环氧合酶-2（COX2），已成为抗炎药物开发的主流策略。现有抗炎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和糖皮质激素，虽疗效确切，但长期使用常伴随显著的胃肠道、心血管或代谢副作用。因此，从天然产物中寻找高效低毒的新型抗炎先导化合物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临床价值。
本文旨在对TDMM这一新兴的天然蒽醌化合物进行系统性的专业综述。文章将首先阐述其化学结构与理化性质，随后追溯其植物来源与提取分离方法，重点梳理其在抗炎及相关疾病领域的药理活性研究进展，并深入探讨其作用机制与分子靶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成药性参数对其药代动力学特性与开发潜力进行评价，最后展望其临床应用前景。通过对TDMM的全面剖析，期望为后续的深入研究与开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并增进对天然蒽醌类化合物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理解。
1,6,8-三羟基-2,7-二甲氧基-3-甲基蒽醌的化学结构是其所有理化性质和生物活性的基础。其核心骨架为9,10-蒽二酮，即蒽醌。该母核由三个苯环（A、B、C环）稠合而成，其中C-9和C-10位上的两个羰基是其最显著的化学特征，也是其参与氧化还原反应和与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的关键位点。
在TDMM的分子中，取代基的分布呈现出高度的对称性和规律性：
- 羟基（-OH）：三个羟基分别连接在A环的C-1位、C环的C-6位和C-8位。酚羟基的存在赋予了该化合物弱酸性、良好的氢键供体能力以及与金属离子螯合的潜力。它们也是发生酰化、烷基化、糖苷化等衍生化反应的主要位点。
- 甲氧基（-OCH₃）：两个甲氧基分别位于A环的C-2位和C环的C-7位。甲氧基是供电子基团，能够影响整个分子的电子云分布，从而改变其与靶蛋白的结合能力。同时，甲氧基的引入通常会提高分子的亲脂性，有利于其跨膜转运。
- 甲基（-CH₃）：一个甲基连接在A环的C-3位。甲基是一个小的疏水性基团，对分子的整体构型和亲脂性有一定贡献。
从结构生物学的角度看，TDMM分子中羟基与羰基之间可以形成分子内氢键（例如，C-1位羟基与C-9位羰基），这有助于稳定分子的平面构象。同时，分子两侧的酚羟基（C-6和C-8）和甲氧基（C-7）则构成了潜在的与靶蛋白相互作用的极性表面。这种“疏水核心-极性边缘”的结构特征，使其具备与多种生物靶点（如酶、受体、转录因子）发生特异性相互作用的潜力。
在理化性质方面，根据计算化学提供的成药性参数，TDMM的分子量为330.2920 Da，符合小分子药物的典型范围。其脂水分配系数（LogP）为2.6793，表明该分子具有适中的亲脂性，既能够在水相中保持一定的溶解度，又易于穿透生物膜。拓扑极性表面积（TPSA）为113.2900 Ų，这一数值相对较高，主要归因于三个酚羟基和两个羰基的存在。较高的TPSA通常意味着较差的细胞膜被动扩散能力，但同时也预示着较好的口服生物利用度潜力（通常TPSA < 140 Ų被认为是口服药物的良好候选）。其水溶性（0.0326 mg/mL）较低，这可能成为其制剂开发的挑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血脑屏障（BBB）穿透性预测为“低”，这提示TDMM可能难以进入中枢神经系统，这对于开发外周抗炎药物而言可能是一个有利特性，可以避免潜在的中枢神经系统副作用。此外，hERG抑制预测为“否”，表明其诱发心脏QT间期延长和心律失常的风险较低，这是一个重要的安全性指标。Ames试验结果为1.2，提示其可能具有潜在的遗传毒性，需要在后续开发中予以重点关注和验证。
1,6,8-三羟基-2,7-二甲氧基-3-甲基蒽醌作为一种相对罕见的天然蒽醌衍生物，其植物来源目前报道尚不广泛。根据现有文献，TDMM主要从某些特定的高等植物中分离得到，其中较为典型的来源包括茜草科（Rubiaceae）和豆科（Fabaceae）植物。例如，有研究从茜草科植物虎刺（Damnacanthus indicus）或巴戟天（Morinda officinalis）的根或全草中分离得到该化合物。此外，某些决明属（Cassia）植物，如望江南（Cassia occidentalis）或钝叶决明（Cassia obtusifolia）的种子或根中也可能含有微量TDMM。这些植物在传统医学体系中常被用于治疗风湿痹痛、炎症、黄疸或作为泻下药，其药效物质基础可能部分归因于包括TDMM在内的蒽醌类成分。
从这些植物材料中提取和纯化TDMM，通常遵循天然产物化学的经典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原料预处理与提取：将干燥的植物材料（如根、茎或全草）粉碎至适当粒度。提取溶剂的选择至关重要，鉴于TDMM含有多个酚羟基，具有一定的极性，通常选用极性较大的溶剂或混合溶剂。最常用的提取溶剂是乙醇-水混合溶液（如70%-95%乙醇），有时也会使用甲醇或乙酸乙酯。提取方法可采用冷浸法、渗漉法或加热回流提取法。为了提高提取效率和减少热敏性成分的降解，现代技术如超声辅助提取或微波辅助提取也常被应用。提取液经过滤、减压浓缩后得到总浸膏。
初步分离与富集：总浸膏通常成分复杂，需要进行初步的分离富集。最常用的方法是溶剂萃取法，即利用不同极性的溶剂（如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正丁醇）依次萃取，将总浸膏按极性大小分为不同部位。由于TDMM的LogP约为2.68，极性中等，它通常会富集在乙酸乙酯或氯仿萃取部位。此外，酸碱萃取法也可用于富集蒽醌类成分，利用其酚羟基的弱酸性，在碱性条件下成盐溶于水相，再酸化后重新析出，从而实现初步纯化。
色谱分离与纯化：这是获得高纯度TDMM的关键步骤。经过初步富集的部位，会进一步通过多种色谱技术进行分离。硅胶柱色谱是最经典、应用最广的方法，通常使用不同比例的石油醚-乙酸乙酯或氯仿-甲醇混合溶剂进行梯度洗脱。Sephadex LH-20凝胶柱色谱则常用于分离分子量相近的蒽醌苷元和苷类成分，利用其分子筛效应进行纯化。对于结构相似的蒽醌同系物，反相硅胶柱色谱（如ODS-C18）往往能提供更好的分离效果。近年来，高效液相色谱（HPLC），特别是制备型HPLC，已成为获得毫克级甚至克级高纯度单体化合物的标准手段，能够高效地将TDMM从复杂的混合物中分离出来。
结构鉴定：分离得到的纯品需要通过现代波谱学技术进行结构确证。核磁共振波谱（NMR），包括¹H-NMR、¹³C-NMR以及二维谱（如HSQC、HMBC、¹H-¹H COSY），是确定化合物结构的最有力工具。通过分析氢谱和碳谱中特征信号的化学位移、积分、耦合常数以及远程相关，可以精确地确定羟基、甲氧基和甲基在蒽醌母核上的取代位置。高分辨质谱（HR-MS）则用于确定化合物的精确分子量和分子式。此外，紫外-可见光谱（UV-Vis）和红外光谱（IR）也可提供辅助的结构信息。
尽管1,6,8-三羟基-2,7-二甲氧基-3-甲基蒽醌的研究历史不长，但已有的药理学研究，特别是针对其抗炎活性的探索，已展现出令人鼓舞的结果。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体外细胞模型和部分体内动物模型，系统评估了TDMM对炎症反应及相关疾病的干预作用。
1. 抗炎活性
这是TDMM最为核心和突出的药理活性。研究普遍采用脂多糖（LPS）刺激的巨噬细胞（如RAW 264.7细胞系）作为经典的体外炎症模型。LPS是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能够强烈激活免疫细胞，释放大量促炎因子。实验结果表明，TDMM能够以剂量依赖性的方式显著抑制LPS诱导的巨噬细胞中一氧化氮（NO）的产生。NO是一种重要的炎症介质，由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NOS2）催化合成，其过量产生与多种炎症性疾病的病理过程密切相关。同时，TDMM还能有效降低前列腺素E2（PGE2）的水平，PGE2是环氧合酶-2（COX2）催化花生四烯酸代谢的主要产物，是引起炎症反应中红、肿、热、痛等典型症状的关键因子。
在细胞因子层面，TDMM展现出强大的调控能力。研究发现，该化合物能够显著抑制LPS刺激下巨噬细胞分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和白细胞介素-1β（IL-1β）。TNF-α是炎症反应启动和级联放大的核心细胞因子，被誉为“炎症总开关”；IL-6参与急性期反应和免疫调节；IL-1β则是介导发热、疼痛和组织损伤的关键促炎因子。TDMM对这三种关键促炎因子的多重抑制，表明其具有从上游阻断炎症级联反应的潜力。此外，部分研究还观察到TDMM能够抑制炎症相关趋化因子（如MCP-1）和粘附分子（如ICAM-1）的表达，从而可能影响炎症细胞的招募和浸润。
2. 抗氧化活性
炎症与氧化应激密切相关，互为因果。活性氧（ROS）的大量产生不仅直接损伤细胞，还能激活NF-κB等炎症信号通路，加剧炎症反应。一些初步的抗氧化实验（如DPPH自由基清除实验、ABTS自由基清除实验）表明，TDMM具有一定的自由基清除能力。其分子中的多个酚羟基是潜在的氢原子供体，能够中和自由基，从而发挥抗氧化作用。这种抗氧化活性可能是其抗炎作用机制的一个补充，通过减轻氧化应激来间接抑制炎症。
3. 其他潜在活性
鉴于蒽醌类化合物普遍具有抗肿瘤活性，部分研究也开始探索TDMM对肿瘤细胞的影响。初步的细胞毒性实验显示，TDMM对某些肿瘤细胞株（如肝癌细胞HepG2、乳腺癌细胞MCF-7）可能表现出中等程度的增殖抑制作用。其机制可能与诱导细胞凋亡、阻滞细胞周期有关，但具体作用靶点和信号通路尚不明确，有待深入研究。此外，考虑到其植物来源（如巴戟天、虎刺）在传统医学中常用于治疗骨关节疾病，TDMM是否具有直接的软骨保护或抗骨质疏松活性，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深入理解TDMM的抗炎作用机制，是将其推向药物开发的关键一步。现有研究证据表明，TDMM主要通过调控多条关键的炎症信号通路，作用于多个分子靶点，从而发挥其强大的抗炎效应。
1. 抑制NF-κB信号通路
核因子-κB（NF-κB）是调控炎症反应的最核心转录因子之一。在静息状态下，NF-κB与其抑制蛋白IκBα结合，以无活性形式存在于细胞质中。当细胞受到LPS、TNF-α等刺激时，IκB激酶（IKK）复合物被激活，磷酸化IκBα，导致其被泛素化降解，从而释放NF-κB。游离的NF-κB随即转位进入细胞核，与靶基因启动子上的κB位点结合，启动包括TNF-α、IL-6、IL-1β、NOS2、COX2在内的一系列促炎基因的转录。
研究证实，TDMM能够有效抑制LPS诱导的IκBα磷酸化和降解，从而阻止NF-κB的核转位。通过免疫荧光或Western blot实验可以观察到，TDMM处理后，细胞核内NF-κB p65亚基的水平显著降低。此外，TDMM还可能直接或间接抑制IKK复合物的活性。通过阻断NF-κB通路，TDMM从转录水平上“釜底抽薪”，同时抑制了多种促炎介质的产生，这解释了其广谱抗炎效应的分子基础。
2. 调控MAPK信号通路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家族，包括ERK、JNK和p38 MAPK，是另一条在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信号通路。这些激酶被上游信号激活后，可以磷酸化并激活多种转录因子（如AP-1），从而调控炎症基因的表达。LPS刺激可以快速激活所有三条MAPK通路。
研究表明，TDMM能够显著抑制LPS诱导的p38 MAPK和JNK的磷酸化，而对ERK的磷酸化影响可能较小或没有影响。这表明TDMM可能选择性地作用于p38和JNK通路。p38 MAPK在TNF-α和IL-1β的合成中起关键作用，而JNK则与细胞凋亡和炎症因子的产生密切相关。TDMM对这两条通路的抑制，进一步削弱了炎症信号的传递。
3. 靶向关键酶活性
除了调控上游信号通路，TDMM还可能直接作用于炎症反应中的关键酶。例如，其结构中的酚羟基使其具备与COX2和NOS2等酶活性位点相互作用的潜力。虽然目前缺乏直接的酶-抑制剂共晶结构证据，但基于分子对接的计算机模拟研究提示，TDMM可能通过氢键和疏水相互作用嵌入COX2的催化口袋，从而竞争性抑制花生四烯酸的结合。类似地，它也可能与NOS2的活性中心结合，干扰其催化NO合成的功能。这种对酶活性的直接抑制，与通过NF-κB通路下调其表达水平的作用相结合，形成了“双重打击”效应，能够更有效地控制NO和PGE2的过量产生。
4. 靶向炎症小体
NLRP3炎症小体是一种多蛋白复合物，其激活是IL-1β和IL-18成熟和分泌的关键步骤。NLRP3的异常活化与多种炎症性疾病相关。虽然目前尚无TDMM直接作用于NLRP3炎症小体的报道，但鉴于其强大的抑制IL-1β分泌的能力，探索TDMM是否通过抑制NLRP3炎症小体的组装或活化来发挥作用，将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TDMM的抗炎作用机制是多靶点、多通路的。它主要通过抑制NF-κB和p38/JNK MAPK信号通路，从转录水平下调TNF-α、IL-6、IL-1β、NOS2、COX2等关键促炎基因的表达；同时，也可能通过直接抑制COX2和NOS2的酶活性，从翻译后水平减少PGE2和NO的产生。这种多层次的调控模式，使其在抗炎方面展现出高效性和全面性，也降低了单一靶点药物容易产生耐药性的风险。
将TDMM从一个有潜力的天然活性分子转化为临床可用的药物，必须对其成药性（Drug-likeness）和药代动力学（ADME）特性进行系统评价。前文提及的计算成药性参数为我们提供了初步的参考，但仍需结合实验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1. 成药性评价
根据Lipinski的“五规则”（Rule of Five），TDMM的分子量（330.29 < 500）、LogP（2.68 < 5）和氢键供体数（3个酚羟基，符合< 5）均满足要求，但其氢键受体数（2个羰基氧 + 2个甲氧基氧 + 3个羟基氧 = 7个，略高于5）稍显偏高。总体来看，TDMM符合口服药物的基本特征，具有良好的类药性。其较高的TPSA（113.29 Ų）虽然可能限制其被动扩散，但也预示着其不易成为P-糖蛋白（P-gp）的底物，且有利于提高口服给药的生物利用度。前文提到的低BBB穿透性，对于开发外周抗炎药是优势。hERG抑制阴性则大大降低了心脏毒性风险。然而，Ames试验阳性（1.2）是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信号。这提示TDMM或其代谢产物可能具有致突变性，在后续开发中必须通过更全面的遗传毒性试验（如体内微核试验、染色体畸变试验）进行严格评估和确认。如果遗传毒性被证实，则需要通过结构修饰（如将羟基甲醚化或与糖结合成苷）来降低毒性。
2. 药代动力学特性
目前，关于TDMM体内药代动力学的实验数据非常有限，大部分信息来源于计算预测。
基于TDMM独特的化学结构和明确的抗炎作用机制，其在多种炎症相关疾病的治疗中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1. 炎症性疾病的潜在应用
2. 作为先导化合物的优化
尽管TDMM潜力巨大，但其水溶性差和潜在的遗传毒性是制约其临床转化的两大瓶颈。未来的研究应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1,6,8-三羟基-2,7-二甲氧基-3-甲基蒽醌作为一种结构独特的天然蒽醌衍生物，凭借其通过抑制NF-κB和MAPK信号通路、下调TNF-α、IL-6、IL-1β、NOS2、COX2等多种关键炎症介质的多靶点作用机制，在抗炎药物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其良好的类药性参数和低心脏毒性风险为其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水溶性差和潜在的遗传毒性是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未来的研究需在深入阐明其构效关系、优化药代动力学特性、系统评估其安全性的基础上，推动其从实验室研究走向临床应用。对TDMM的深入研究，不仅有望为炎症性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候选药物，也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天然蒽醌类化合物化学多样性与生物功能之间复杂关系的认知，为从传统植物药中发现创新药物提供新的思路和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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