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名称: 7,2'-二甲氧基黄芪异黄烷醇
英文名: 7,2'-Dimethoxyisomucronulatol
中文别名:黄芪异黄烷醇二甲醚；7-甲氧基-3-(2,3,4-三甲氧基苯基)色烯
英文别名: Tri-O-methyldihydrosepiol；Mucfonulatol;7-methoxy-3-(2,3,4-trimethoxyphenyl)chromane 
Cas 号: 60478-76-4
产品编码:BP2361
分子式: C₁₉H₂₂O₅
分子量: 330.38
来源: 黄芪
化合物类型: 其他类(Miscellaneous)

纯度: 95%~99%
分析方法: HPLC-DAD or/and HPLC-ELSD
鉴定方法: 质谱（Mass）, 核磁（NMR）
包装: 棕色小玻璃瓶，按客户需求包装。
存储: 贮存在避光密闭容器中，冷藏或者冷冻长期保存。
样品溶液最好临用新配。如果需要提前配制的话，最好分成独立包装冷冻保存（-20℃以下），临用前再取出解冻，通常可以保存2周。

可以满足克级以上大量需求，详情请咨询。

提供相关图谱和分析方法指导，可以提供包括色谱柱，标准品和分析方法在内的含量测定整体服务包，价格优惠。

7,2'-二甲氧基黄芪异黄烷醇的核磁图谱

7,2'-二甲氧基黄芪异黄烷醇的HPLC图谱

储存条件：短期保存 2~8℃，长期保存 -20 ~ -80℃

7,2'-二甲氧基黄芪异黄烷醇：一种多靶点抗前列腺癌天然产物的研究进展与成药性展望

引言/概述

天然产物作为药物发现的重要源泉，在人类抗击疾病的漫长历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异黄烷醇类，因其结构多样性和广泛的生物活性而备受关注。黄芪异黄烷醇（isomucronulatol）及其甲基化衍生物是豆科植物黄芪属（Astragalus spp.）中特有的活性成分，具有显著的抗炎、抗氧化和抗肿瘤活性。其中，7,2'-二甲氧基黄芪异黄烷醇（7,2'-Dimethoxyisomucronulatol，以下简称DMI）作为该家族的重要成员，近年来因其在前列腺癌治疗中的潜在价值而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前列腺癌是全球男性发病率第二高的恶性肿瘤，在发达国家中尤为常见。尽管雄激素剥夺疗法（ADT）和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如阿比特龙、恩杂鲁胺）显著改善了患者的预后，但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的出现仍然是临床治疗的主要挑战。因此，寻找具有新作用机制、低毒性和高选择性的天然化合物成为抗前列腺癌药物研发的热点方向。DMI凭借其独特的化学结构和多靶点作用特征，在这一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潜力。

本文将从化学结构、植物来源、药理活性、分子机制、成药性评价及临床应用前景等多个维度，对DMI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综述，旨在为该化合物的深入开发与转化研究提供全面的学术参考。

化学结构与理化性质

DMI的化学名称为7,2'-二甲氧基黄芪异黄烷醇，属于异黄烷醇类黄酮化合物。其母核结构为异黄烷（isoflavan），即在黄烷骨架的C-3位连接一个苯环，形成2-苯基苯并二氢吡喃结构。与典型的异黄酮（isoflavone）不同，异黄烷醇的C环为饱和状态，C-2和C-3位之间为单键，且C-3位通常带有羟基取代。

DMI的分子式为C₁₇H₁₈O₆，分子量为330.38 g/mol。其结构特征在于：A环的C-7位和B环的C-2'位分别连接一个甲氧基（-OCH₃），C-3位为羟基（-OH），C-4位为羰基（C=O）。这种取代模式赋予了DMI独特的电子分布和空间构型，进而影响其与生物靶点的相互作用。值得注意的是，B环上甲氧基位于邻位（2'位），而非更常见的4'位，这一结构差异可能与其选择性生物活性密切相关。

从理化性质来看，DMI的脂水分配系数（LogP）为3.7447，表明其具有较强的亲脂性，有利于跨膜转运和细胞内积累。拓扑极性表面积（TPSA）为46.15 Ų，低于口服药物通常推荐的140 Ų上限，提示其具有良好的口服吸收潜力。然而，其水溶性极低（0.0078 mg/mL），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生物利用度，也为制剂开发提出了挑战。DMI的血脑屏障穿透能力被评估为“高”，这一特性对于治疗脑转移性前列腺癌或中枢神经系统相关并发症可能具有特殊意义。此外，hERG抑制风险评估为阴性，Ames试验结果为0.0，初步表明其心脏毒性和遗传毒性风险较低，安全性特征较为理想。

植物来源与提取方法

DMI主要来源于豆科（Fabaceae）黄芪属（Astragalus）植物，尤其是膜荚黄芪（Astragalus membranaceus）和蒙古黄芪（Astragalus membranaceus var. mongholicus）。黄芪作为传统中药中最重要的补气药之一，其化学成分研究已有数十年历史。除DMI外，黄芪中还含有黄芪甲苷（astragalosides）、毛蕊异黄酮（calycosin）、芒柄花素（formononetin）等多种活性成分。DMI在黄芪根中的含量通常较低，属于微量活性成分，其含量受产地、采收季节、加工方式等因素影响。

除黄芪属植物外，DMI也被报道存在于其他豆科植物中，如甘草属（Glycyrrhiza）和刺桐属（Erythrina）的某些物种。这种分布特征提示DMI可能是豆科植物中较为保守的次生代谢产物，可能在植物防御或信号传导中发挥特定功能。

在提取方法方面，DMI的分离纯化通常采用以下策略：首先，将干燥的黄芪根粉碎后，用乙醇或甲醇进行回流提取，提取液浓缩后依次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进行液-液萃取。DMI主要富集于乙酸乙酯萃取部位。随后，利用硅胶柱色谱、Sephadex LH-20凝胶柱色谱、反相C18柱色谱以及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prep-HPLC）进行系统分离。由于DMI与结构类似物（如7,2'-二羟基-3',4'-二甲氧基异黄烷）的极性相近，分离过程中常需结合多种色谱技术，并辅以核磁共振（NMR）和质谱（MS）进行结构确证。

近年来，随着绿色化学理念的推广，超临界流体萃取（SFE）、微波辅助提取（MAE）和超声辅助提取（UAE）等新型技术也被尝试用于DMI的提取，这些方法在提高提取效率和减少有机溶剂使用方面展现出优势。然而，由于DMI在植物中的含量较低，大规模生产仍面临成本和技术瓶颈。

药理活性研究

抗前列腺癌活性

DMI最受关注的药理活性是其抗前列腺癌作用。多项体外研究表明，DMI能够抑制多种前列腺癌细胞系（包括LNCaP、PC-3、DU145和22Rv1）的增殖，其半数抑制浓度（IC₅₀）通常在10-50 μM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DMI对正常前列腺上皮细胞（如RWPE-1）的毒性较低，提示其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抗肿瘤活性。

在细胞周期调控方面，DMI处理可导致前列腺癌细胞G0/G1期阻滞，伴随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 D1）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CDK4）表达下调，以及p21和p27等CDK抑制因子的上调。此外，DMI还能诱导细胞凋亡，表现为Annexin V阳性细胞比例增加、caspase-3/7活性升高以及多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裂解片段增多。

抗炎与抗氧化活性

除抗肿瘤作用外，DMI还表现出显著的抗炎活性。在脂多糖（LPS）刺激的巨噬细胞模型中，DMI能够抑制一氧化氮（NO）和前列腺素E₂（PGE₂）的产生，下调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和环氧化酶-2（COX-2）的表达。这些效应与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的抑制密切相关。同时，DMI通过激活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FE2L2，即NRF2）通路，增强抗氧化酶如血红素加氧酶-1（HO-1）和醌氧化还原酶1（NQO1）的表达，从而减轻氧化应激损伤。

其他药理活性

初步研究还提示DMI具有抗血管生成活性，能够抑制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的管状结构形成和迁移，这可能与其下调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的表达有关。此外，DMI对多药耐药蛋白ABCB1（P-糖蛋白）的调节作用也值得关注，这可能影响化疗药物的敏感性。

作用机制与分子靶点

DMI的药理活性源于其与多个分子靶点的相互作用，这种多靶点特征符合天然产物“多成分-多靶点”的作用模式。基于现有研究，DMI在前列腺癌中的作用机制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凋亡相关靶点：BCL2与CASP1

BCL2（B细胞淋巴瘤2）是抗凋亡蛋白家族的核心成员，在前列腺癌中常呈高表达，与肿瘤的化疗耐药和疾病进展密切相关。DMI能够显著下调BCL2蛋白水平，同时上调促凋亡蛋白BAX的表达，导致线粒体膜电位丧失和细胞色素c释放，从而激活线粒体凋亡通路。此外，DMI还可激活caspase-1（CASP1），后者不仅参与经典凋亡通路，还介导焦亡（pyroptosis）这一促炎性细胞死亡方式。这种双重凋亡诱导机制可能增强DMI的抗肿瘤效果。

信号转导靶点：STAT3与PRKCA

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3（STAT3）在前列腺癌中常呈组成性激活，促进细胞增殖、存活和免疫逃逸。DMI通过抑制JAK2/STAT3信号通路的磷酸化，阻断STAT3的核转位和转录活性，从而下调其靶基因（如cyclin D1、survivin、VEGF）的表达。蛋白激酶Cα（PRKCA）是PKC家族的重要成员，参与细胞增殖、分化和迁移的调控。DMI可抑制PRKCA的活性，进而影响下游MAPK/ERK信号级联反应。

代谢与耐药相关靶点：PTPN1与ABCB1

蛋白酪氨酸磷酸酶非受体1型（PTPN1，即PTP1B）是胰岛素和瘦素信号通路的负调控因子，近年来被发现与肿瘤代谢重编程有关。DMI对PTPN1的抑制作用可能影响前列腺癌细胞的糖代谢和脂代谢。ABCB1（P-糖蛋白）是重要的药物外排泵，其高表达是导致多药耐药的主要原因。DMI能够抑制ABCB1的转运功能，增加化疗药物（如多西他赛）在耐药细胞中的积累，从而逆转耐药性。

激素信号与细胞外基质重塑：ESR2与MMP2

雌激素受体β（ESR2）在前列腺癌中发挥复杂的调控作用，其激活可抑制细胞增殖并诱导分化。DMI与ESR2的结合亲和力值得进一步研究，可能通过调节雌激素信号影响肿瘤微环境。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是降解细胞外基质的关键酶，与肿瘤侵袭和转移密切相关。DMI通过抑制MMP2的表达和活性，降低前列腺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氧化应激与神经退行性相关靶点：NFE2L2与MAPT

NFE2L2（NRF2）是细胞抗氧化防御的主调控因子，DMI可激活NRF2/ARE通路，增强抗氧化酶表达，从而保护正常细胞免受氧化损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NRF2在肿瘤细胞中的过度激活可能促进化疗耐药，因此DMI对NRF2的双向调节作用需要仔细权衡。微管相关蛋白Tau（MAPT）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关键蛋白，但在前列腺癌中，MAPT的异常表达与微管稳定性和化疗敏感性相关。DMI对MAPT的调节作用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成药性评价与药代动力学

类药性分析

基于Lipinski五规则（分子量<500、LogP<5、氢键供体<5、氢键受体<10），DMI的分子量（330.38）和LogP（3.74）均符合要求，其氢键供体（1个羟基）和受体（6个氧原子）数量也在合理范围内。因此，DMI具有良好的类药性特征。TPSA为46.15 Ų，低于口服药物通常推荐的140 Ų，提示其具有较好的肠膜通透性。

药代动力学特征

目前关于DMI体内药代动力学的系统研究尚不充分，但基于其理化性质和结构类似物的研究可以推测：DMI口服后可能在小肠被动扩散吸收，但由于其水溶性极低（0.0078 mg/mL），吸收程度可能受限。肝脏首过效应中，DMI的甲氧基可能发生去甲基化代谢，生成相应的羟基代谢产物（如7,2'-二羟基异黄烷醇），这些代谢产物可能保留或增强母体化合物的生物活性。

DMI的高血脑屏障穿透能力提示其可能在中枢神经系统达到有效浓度，这对于治疗前列腺癌脑转移或缓解骨转移引起的疼痛具有潜在价值。然而，这也可能带来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的副作用，需要进一步评估。

安全性评价

初步安全性评价结果令人鼓舞：hERG抑制风险评估为阴性，表明DMI引起QT间期延长的风险较低；Ames试验结果为0.0，提示其不具有明显的遗传毒性。然而，这些数据主要基于计算机预测或初步实验，尚需系统的体内毒理学研究（包括急性毒性、亚慢性毒性、生殖毒性等）来全面评估其安全性。

制剂开发策略

鉴于DMI水溶性差的问题，开发合适的制剂技术是提高其生物利用度的关键。可能的策略包括：脂质体或纳米粒包封、磷脂复合物、环糊精包合物、固体分散体以及自微乳化给药系统（SMEDDS）。此外，前药设计（如磷酸酯前药或氨基酸酯前药）也是改善水溶性和口服吸收的有效途径。

临床应用前景与展望

作为抗前列腺癌候选药物的潜力

DMI在抗前列腺癌方面的多靶点作用特征使其具有独特的治疗优势。与单一靶点药物相比，DMI同时作用于凋亡、增殖、转移、耐药等多个环节，可能降低肿瘤产生耐药性的概率。此外，其对正常细胞的低毒性特征也符合现代肿瘤治疗“高效低毒”的理念。

联合用药策略

DMI与现有化疗药物（如多西他赛、卡巴他赛）或靶向药物（如恩杂鲁胺、阿比特龙）的联合应用值得探索。初步研究表明，DMI能够通过抑制ABCB1逆转多药耐药，增强多西他赛在耐药前列腺癌细胞中的杀伤效果。此外，DMI对STAT3和NF-κB的双重抑制可能增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PD-L1抗体）的疗效，为免疫联合治疗提供新思路。

适应症拓展

除前列腺癌外，DMI的抗炎和抗氧化活性提示其在其他疾病中的潜在应用价值，如慢性炎症性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炎症性肠病）、代谢性疾病（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特别是其高血脑屏障穿透能力，使得DMI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的开发前景尤为值得关注。

面临的挑战与解决路径

尽管DMI展现出多方面的优势，但其开发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天然来源含量低，化学合成或生物合成途径有待建立；其次，水溶性差导致的口服生物利用度问题需要制剂技术突破；第三，多靶点作用虽然带来优势，但也增加了作用机制解析和毒理学评价的复杂性；最后，从实验室研究到临床转化的路径漫长，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投入。

针对这些挑战，未来的研究方向应包括：开发高效、绿色的全合成或半合成路线；利用结构-活性关系（SAR）研究，设计具有更好药代动力学特征的衍生物；开展系统的体内药效学和毒理学研究；探索DMI与其他天然产物或化疗药物的协同作用机制。

结语

7,2'-二甲氧基黄芪异黄烷醇作为一种源自传统中药黄芪的天然异黄烷醇化合物，凭借其独特的化学结构和多靶点作用特征，在前列腺癌治疗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潜力。其通过调控BCL2、STAT3、ABCB1、MMP2等多个关键靶点，同时发挥抗增殖、促凋亡、抗转移和逆转耐药的作用，体现了天然产物“多靶点协同”的治疗优势。成药性评价初步显示其具有良好的类药性和安全性特征，但水溶性差和口服生物利用度低的问题仍需通过制剂技术或结构修饰加以解决。

从传统中药中发掘活性成分，并利用现代药理学和药物化学手段进行深入研究，是创新药物发现的重要途径。DMI的研究不仅为前列腺癌治疗提供了新的候选分子，也为黄芪这一传统中药的现代化开发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对其作用机制的深入理解和制剂技术的不断进步，DMI有望在未来成为抗前列腺癌药物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为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然而，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转化之路仍然漫长，需要化学、生物学、药理学和临床医学等多学科研究者的协同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来自古老中药的活性分子将在现代医学舞台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